在中国1.45亿从农村来到珠三角等地寻找高薪工作的农民工中,李军军(音译)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她在深圳做了16年清洁工,现年45岁,不仅比其他大多数人年长,也更为务实。
“我没有上过学,也没有一技之长,如果我不好好工作,就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将来要是干不动了,我就回老家去,但那里没什么机会。”
李女士是在宿舍里讲这番话的,她和6名年轻女子住在一起。这些年轻人都在当地餐馆打工,大部分都是十七八、二十出头的年纪,其中一些人比李女士有野心,她们的梦想可不是在城市里打几年工,省钱养家,然后再回老家。
李女士说道:“我希望我的子女能过得比我好,我想这一定会实现。”她一个月挣1900元人民币(合297美元),是家里挣钱的主力。她丈夫留在甘肃老家务农。他们有两个孩子,女儿已经结婚,23岁的儿子在军队。
李女士代表着典型的第一代农民工,他们上世纪80年代来到沿海城市打工。而1985年后出生的“新生代”农民工野心更大,省钱养家的观念更为薄弱上海翻译公司。
从某些方面来说,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幸运,境遇也更好。他们不仅挣得更多,还能够把工资中更大一部分用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上,因为他们的父母已较少生活在贫困之中——这一定程度要归功于第一代农民工。
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(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Observation)关注深圳打工者的处境,该所所长刘开明表示:“第一代农民工离乡背井出来赚钱,然后回老家盖房子。如今,家里的房子已经盖好了,老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。他们来到城市里为自己的前途打拼。”
所以他们不那么听话、不好管束。在珠三角地区,员工流动率通常保持在每月10%-15%,一年下来远在100%之上。新生代农民工不那么容易踏实下来。
“我们的父母太传统了,他们是直线思维,他们喜欢给子女安排好生活,可是年轻人就该享受尝试各种可能性的过程。”深圳一位23岁的打工仔表示。
创科集团(TTI)人力资源部高管程晓江表示,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小心。这家电动工具及电子产品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在东莞,旗下拥有Dirt Devil和Hoover等美国品牌深圳英语翻译。
“15年前,假设过年后的第三天,你去员工宿舍说:‘来了一笔大订单,快来上工。’大家就都去上工了。公司是第一位的。现在,如果你再说同样的话,他们会说‘不去’。”
程晓江表示,年轻农民工就像老话说的“骑驴找马”,他们一边在工厂打工赚钱,一边在寻找机会。创科集团实施了一项计划,积极组织集体活动,并举行运动会,以增强员工的幸福感和稳定感。
然而,去年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(Foxconn)发生的多起自杀事件,暴露出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苦痛。他们有着改善自身的更高抱负,可是这种抱负本身也造成了问题,特别是当现实满足不了他们的希望时。
在发生这些自杀事件之后,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工资水平一直在大幅上涨,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依然存在。“户口”制度仍然束缚着农民工,农村户口不能在城市里接受教育,也享受不了社会福利。此外,如果不是住在提供免费食宿的工厂宿舍,在外面住租金非常昂贵。他们在城市里看得到财富,看得到奢华的住宅,但他们自身的机会有限。
政府试图把低成本制造业转移到内陆省份,此举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农民工问题。他们的想法是,这样农民工就能在离家近一些的地方找工作,不必再像在沿海城市那样孤单。
不过,年轻人仍将源源不断地涌入珠三角地区,不仅是为了挣钱,也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除非工厂或政府能够实现他们的希望,否则他们仍将处于焦虑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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